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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以为中国队将势不可挡,以大比分获胜。但中国队经验不足的弱点又暴露出来。印尼队那种善于利用经验、控制节奏和拖住对手的特长又发挥出来,他们不慌不乱,稳住阵脚,在反击中打成功率。比赛进行到39分钟,印尼队左后卫张鑫昌用准确的长传把球吊到中国队门前,这个球恰恰在守门员和后卫之间,造成中国队后卫姜杰祥与守门员黄肇文相撞,球落在地上,印尼队几个前锋一拥而上,潘善龙不慌不忙地把球送入空门。场上的形式骤然紧张起来,观众突然意识到,印尼队绝不是鱼腩部队,想在半场多的时间里保持一个球的优势也不那么容易。

下半时印尼队急于把比分板平,上来就大举猛攻,这无形给中国队反击带来机会。刚刚开场2分钟,中国队的反击到了前场,年维泗看准左内锋孙福成正在门区左侧,便传出一个半高球,球在地上弹了一下,只见孙福成一个漂亮的凌空把球射进死角。孙福成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他原来是大连的一个工人,足球城浓厚的踢球风气使他迷上足球,并成为大连有名的爱华足球队的绝对主力,孙福成解放前就琢磨出凌空射门的绝招。那时还没有国际比赛的交往,也没有名教头的指点,他是靠自己无师自通。这个绝活儿终于在如此重要的比赛中建立奇功。此时坐在主席台上的贺龙乐得合不上嘴,因为孙福成来北京的户口都是这位元帅亲自督办的。那是1951年成立第一支国家队,孙福成得到通知赶去,但可能是疏忽,名单上没有写他的名字,他很知趣地自己回去了。后来贺龙得知说:“小孙是个‘铁脚’,这样的运动员必须到国家队来。”贺龙又听说孙福成已经有了小孩,又嘱咐把他爱人和孩子的户口都迁到北京来,让小孙安心踢球。此刻贺龙的兴奋之情当然溢于言表了。

重新领先两球无形中使中国队又打起了死守的主意,他们深深感到印尼这支牛皮糖队伍实在狡猾,不能再给他们偷袭的机会。由于前场压力不够,印尼队一改以守为主的战略,放心大胆地猛攻。下半时15分钟,印尼队踢出角球,落在禁区,门前一阵大乱,印尼队9号拉曼在乱军中一脚把球射进球门,上一场拉曼就独得两分,这次又是他得手,充分显示了他把握机会的能力。

印尼队仍不满足,几分钟后前锋威达沙沿右路带球前进,在离底线米的地方传中,机智的威达沙打的是旋转球,中国队守门员黄肇文匆忙出击判断失误,眼睁睁地目送着球进了大门。比分3:3,时间已经不多,比分维持下去中国队将在主场就被淘汰。

先农坛体育场似乎凝固了,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主场如此大好形势下会使战局急转直下。

中国队此时才改掉攻不像攻、守不像守的被动场面,他们重新大举进攻。年维泗劲射,球被印尼队守门员萨益兰没收。张宏根头攻,球飞出界外。形势很危机。时间已经不多了。

离比赛结束只有十分钟了,突然前卫王锡文截得一个球,他大脚传向禁区,身材明显高于对手的年维泗争下头球摆渡到左侧,左边锋王陆用他擅长的左脚转身射门,球进了!这个球真是“一脚定江山”。全场观众沸腾了,50年代的观众虽然要比现在含蓄得多,但仍有的人把帽子扔向天空。

按今天的赛制,中国队必须再进两个才能淘汰对手,但当时的赛制是一胜一负则加赛一场,所以中国队不敢冒险,把机会留给了下一次。

这依然是一场十分可惜的比赛,占据主场之利,机会又比印尼队多出许多,但还是战战兢兢地小胜对手。这样的毛病一直困扰了中国几十年,并延续到今天。

50年代中国队的一大软肋是心理素质差,两场比赛有一多半是输给了自己,因为对手的确不算强大。第二是把握机会能力差,近在咫尺、一对一的机会常常无端浪费掉,也就是说,中国队现在的缺点从他们爷爷、大爷那一辈就开始了。第三是在守门员这个关键位置上铸成大错,中国队被进三个球都是可以救出的,但轻易被对手抓住了不是机会的机会。

11天以后,第三场比赛定在第三国缅甸首都仰光举行,说来令人吃惊,在北京有1万多观众观看,而仰光的昂山体育场坐满了5万多观众,也就是说,50年代我们的体育场还不如缅甸、印尼的大。只是4年以后北京建设了8万人的工人体育场,才有了亚洲一流的球场。球队入场,缅甸普遍认为中国队胜率较大,因为怎么看都是中国队更整齐、更有朝气,而印尼队怎么看都是暮气横秋、参差不齐。

出发前都知道缅甸天气和印尼差不多,队员们一听都怵头,又是在蒸笼里的比赛!为了适应气侯,国家体委让号称“火炉”之城的重庆适应一段,在重庆就令球员尤其是北方的球员夜不能寐,年维泗等到后半夜都难以入睡,后来他干脆在浴缸里放满水,躺在水里休息。匈牙利教练尤瑟夫看了队员们在酷热天气下的反应,非常担忧地说:“这样的天气怎么能保持良好状态呢?”没想到到了缅甸,重庆的天气又是小菜一碟了。随队医生还带了温度计,在球场旁一放,水银柱马上就到头了。

这场比赛又是前两场的翻版,对中国队不利的是,中国头号球星张宏根因为上一场骨折未能随队前来。中国队又是占据优势一味猛攻,印尼队还是不慌不忙地软磨硬泡。在极为消耗体力的酷热天气下,中国球员用坚强的信念支撑着自己力拼。这场比赛中国队射门超过20次,印尼队还不到一半。那时的规则线分钟,中国队又在数次射门中错失良机。比赛中最好的一次机会是中锋年维泗在离门6米处接到前卫王锡文一个妙传,他胸部停球后转身猛射,那真如出膛的炮弹,年维泗的下意识是“有了”,同一时刻印尼队的南斯拉夫教练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但这个球太正,被已经显得已经无奈的萨益兰下意识地用手挡出,年维泗惋惜地坐在地上。

中国足球第一次冲击世界杯就这样在几度大好的形势下把机会拱手让出。队员们以无比失落和沉重的心情退场。尤瑟夫走到情绪低落的年维泗身边,拍了拍这个小伙子并依旧用爱称叫他:“山尼,你只要轻轻一推就可以了,为什么用那么大劲呢?”一切全都晚了!队员们想,4年将是何等漫长的时光啊!谁也没有料到,这时他们参加世界杯的告别赛。一年以后的1958年6月10日,在瑞典举行的国际足联第31次代表大会上,中国体总代表团反对有人阴谋制造“两个中国”,发表声明退出国际足联,而中国直到20年后才又回到国际足球大家庭。

如今回忆那次比赛,不仅因漫长给人以恍如隔世之感,而且不免使人伤感,44年前的国脚留下的遗憾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着,而且不知道何时圆梦。参加当年比赛的一些人已经作古。中国队的中方、外方教练均已去世,尤瑟夫这位为发展中国足球做出重要贡献的教练离开中国后一直惦记着他的弟子们。1971年,当年留学的年维泗、杨秀武、张宏根去东欧,他们冒着被戴上勾结帝修反帽子的风险去探望这位老人。他的邻居说:你们中国人真好,惦记自己的老师,但他已移居德国了。他们仍没有死心,到1978年中国队去西德访问时,年维泗仍向西德足协秘书长了解,秘书长辗转打听到尤瑟夫的住处。尤瑟夫夫妇已年迈,仍赶来和学生们团聚,用自己不多的收入租下宾馆,那情景自然异常动人。这段美好的故事感动了德国友人,结果德国方面垫付了宾馆费用。没想到这成了诀别,不久,尤瑟夫先生便去世了。中方教练戴麟经是个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他在文革中也被称为“资产阶级权威”而遭受批判,他胆子小又不堪忍受,在一个夜晚和妻子一起在大衣柜中上吊自尽,情景甚为凄惨。即使上场的球员中,守门员黄肇文、后卫姜杰祥、前锋孙福成也都在80年代去世。黄肇文得的是一种怪病,孙福成1983年死于肺癌,姜杰祥是在一次手术中因突发心脏病而死在手术台上,他生前曾有遗言,要把骨灰洒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左后卫位置上,永远为中国队当第12名队员,要看着中国队冲进世界杯。可惜,他的遗愿至今没有实现。(第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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